加国头条 i4cc.ca ｜中国年轻人的工作困境：可不可以不社畜？

仅仅在一年前，当用“社畜”一词来形容中国当下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困境时，我还需要做一番详细的解释，以防对方以为我是在有意贬低。这个词多少有些刺耳，以至于让一些初接触的朋友感到被冒犯。

没有人想成为社畜，尤其是对于怀揣着美好生活梦想、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：人生还很长，机会似乎很多，他们有无限可能性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年轻人大多也的确相信，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，无论他/她出生在什么地方，从哪一所学校毕业，自己的父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自己属于什么性别……

但认知正在发生变化。今天在主要的消息平台搜索关键词，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10万+文章，一些标题令人分不清，它们究竟是为了制造耸动效果，还是恰如其分地描绘“社畜”生活——《被迫成为社畜前，一定要想明白的事》《都市社畜浪费人生实录》《过劳青年：社畜的自救之路，如果你也需要》《996时代社畜生存指南》《当代社畜疾病大赏》《社畜谁爱当谁当，我反正要做野兽了！》《无法成为野兽，也要当一个体面的社畜》《社畜辞职记》……

也许现实就是耸动的。无价值感，过劳，收入微薄或与付出不匹配，剥夺感强烈，年轻人的工作困境的确在成为一个日益普遍且严重的问题。但另一方面，受到地域、学历、家庭、性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不同年轻人的工作困境其实又存在着差异，每个人也在寻找自己的方式突围着。他们各自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呢？

（图片来源：pixabay）

找不到工作的一年

小熊在四川一座偏远的小城长大，两个月前她刚从成都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专业毕业。七月，整整一个月，她不停地在求职网站上投简历，参加一场连一场的面试，但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“感觉不是在面试，就是在去面试的路上。”小熊回忆道。但面试以后，没有机构给小熊肯定的答复。一所当地的知名心理咨询机构直接说，小熊的学历没有达到他们的招聘要求。“如果我高考的时候没有出现失误，可能现在就找到工作了吧。”小熊说。

对于小熊来说，学校并不是可以给她带来快乐的地方。“我从小就觉得，待在学校就像待在一座监狱，”小熊说，“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，让我感到无所适从。”但是父母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。高中时，她努力顺应重点中学里紧张的备考氛围，在平常考试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但母亲在言语之间给她施加的压力，让她一度喘不过气来，并无形中造成了她的两次高考失利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小熊觉得母亲对她进行了情感操纵，她常常在母亲的苛责中止不住落泪，频繁地失眠，有一段时间甚至突然白了很多头发。

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小熊决定报考心理咨询专业。“现在中国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特别多。但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对待心理健康这件事。”小熊说，“上一辈人只在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追求物质上的增长。”小熊觉得，可能这种情况在这一代人会发生改变。

小熊也知道，学这个专业不读研是不好找工作的，所以原本打算在大四时好好准备考研，但那段时间的情绪波动让她无法安下心来。家里并不富裕，又同时在负担她和哥哥两个人的学费，大学期间，小熊前前后后做了好几份教育培训机构的兼职来减轻家里的压力。再加上宿舍室友的勾心斗角，对未知前途的担忧，小熊从初入大学的热情满满，变得疲于应付。

大三下学期，她到学校里的心理咨询室去寻求医生的帮助。尽管当时起到了作用，但整个大四小熊的状态仍然不是很好。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，很多情绪她也是“一个人慢慢消化”。这让她错过了毕业前学校组织的线上招聘会。

“找不到就找不到吧，”小熊说，“我现在变得越来越佛系了。”最近由于父亲摔伤了腿，需要动手术，小熊回到老家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。我问小熊：“等你爸爸好了以后，你可以和家里商量，拿出一笔钱来给你读研吗？”小熊说不可能，因为父亲的手术需要一大笔钱，她自己要家里人拿钱也过意不去。另外她的哥哥也要成家，家里打算先给他买房。“没办法，老一辈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这样。”

问到以后的出路，小熊说，还是希望可以先找一份工作，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或考公务员。但如果是考公务员，她也不希望待在老家，而是选择去成都，因为“老家的人情世故太多”。

小熊的理想工作状态是：可以遵循八小时工作制，人际关系不那么复杂。但小熊也对这条路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不知道自己一旦工作了，还有没有精力去忙考试的事情。

想进血汗工厂而不得

研究生毕业后刚刚工作两个多月的阿匙陷入了人生的彻底迷茫状态。

她回忆起自己临近毕业时找工作的日子。那时候一切好像还没有那么难，因为自己是所在某工科专业的女生，导师非常热心地利用自己的人际网帮她推荐工作单位，自己所在的学校也是这个专业排名前列的学府，找工作按理来说并不难。阿匙的大多数同学都希望能去到上海最好的对口单位，因为待遇好，也方便积累经验，为以后的职业发展铺路。

但最终对口单位没有收下阿匙，因为没有岗位招收女生。用阿匙的话来说，她是想进血汗工厂而不得。其实，阿匙在读研期间曾去那家单位实习过一段时间，非常清楚工作强度是怎样的。工作时长并不亚于996，每天不停的画图，有干不完的活儿。转正以后还需要经常驻守项目，要长期出差。也因为这样，员工的流动性很大，离职和跳槽现象很频繁。实习期间，体验到血汗工厂滋味的阿匙，也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。

但说起来可能有些奇怪，阿匙现在成天待在朝九晚五有双休的国企单位上班，却开始思念起血汗工厂来了。在阿匙看来，现在自己的工作太安逸，“适合本地人，衣食无忧找个工作解解闷”。

她在单位相处的许多老员工就是这样的，下雨天晚一个小时上班，周五下午提早两个钟头走人，上班唠唠家常，去不同办公室串个门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但对于她这样从内地外省小地方来的年轻人来说，还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挣出一份家业来。就好比来了本地国企工作，即便在落户上有更多机会，但如果买不起房，一切就是虚的。

可是，按照阿匙现在的收入，这辈子在上海肯定是买不起房的。别说买房，就是房租都要占到每月工资的一半。“有时候看新闻，我就觉得上海平均薪资怎么那么高，我怎么达不到。”阿匙说。

（图片来源：https://hrontap.net/blog/）

在工资待遇上，阿匙和单位也的确存在一些矛盾。最初校招的时候，单位承诺有相关政策的扶持，应届生工资待遇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。

但到了单位以后，阿匙发现工资和开始承诺的相比少了一截。她去问财务为什么是这样的，财务说政策还没有下来。她又问有没有可能就不下来了。财务说有可能。这件事让她感觉受到了欺骗，但又不敢和领导提。毕竟自己是刚入职的员工，人微言轻。尽管她很想离职，但大学的老朋友都劝她暂时不要冲动：受疫情影响，现在找工作并不容易。

但阿匙还是想离开现在的工作。她也并不是真的想就去血汗工厂干活儿，因为她知道这个行业对女生不友好，女性只能做做辅助工作，职业天花板低。所以阿匙想彻底转行，也许是数据分析类的岗位。一提到转行，阿匙又觉得自己当初选错了专业。

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，她会在本科读计算机，硕士读金融。阿匙觉得，这样工作就好找了。至于现实中更长远的打算，阿匙想她也许会回老家，但肯定不是老家三四线城市，要回也是回省会。

不过就目前来说，阿匙暂时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好。最近她在朋友圈看到她大学时期的女神回老家考公务员了，这件事让她大吃一惊。在阿匙的印象里，女神是个漂亮、有个性、拥有很多兴趣爱好的人，也拥有一份薪资很高的金融行业工作。这是阿匙梦想的状态。

像个陀螺一样停不下来

（“你就像一个陀螺一样，你不能停下。你停下就会很焦虑。但你在转动的同时，其实你也并没有获得什么。”图片来源：pixabay）

知知曾经拥有一份令大多数年轻人羡慕的工作，硕士毕业头两年年收入达到三十多万，不需要坐班，一年中有机会在不同的大企业办公室流动办公，和各类企业高管打交道。

但知知一度感到很丧，并且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。“每一次和朋友聚会吃饭，大家负能量都特别多，特别丧。其实我们都不是什么找不到工作或者生活拮据的人，虽然在上海高消费的城市，可能月光，但不至于这样……”知知说。

回想起自己辞职以前的工作状态，知知的确感到有一些难以忍受的地方。知知所在的普华永道，是响当当的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（简称“四大”）之一。然而与许多人心目中外企更加遵循劳动法、加班更少的印象不同，四大的疯狂加班是出了名的。知知回忆道：

“周末本来好不容易你想休息，突然领导又找你说，你那个底稿做的有点问题，你再看看呗。然后你就看看呗。一看就开始加班，一加班就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，马上就要去所里了。去了所里晚上12点之前就回不来，就让我无偿加班，实在有点多，以至于后来我离开的时候，刚一开始交接会比较闲嘛，让你觉得好慌，我们就突然没事做了。

“你就像一个陀螺一样，你不能停下。你停下就会很焦虑。但你在转动的同时，其实你也并没有获得什么。只是在做一些重复的工作，但是似乎你的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重复的工作，并且已经把这种重复的工作变成一种舒适区了。一旦离开这个舒适区，就蛮焦虑，有的时候晚上会突然醒过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但是加班的时候吧，左边心脏跳的很快，又怕自己会猝死。生也不是死也不是的，这种感觉比较强烈。”

长时间的高强度加班也让知知在那段时间待人变得“缺乏基本的耐心”，尤其是对亲近的人，比如父母，就希望他们最好不要打电话过来，一打电话就感到心烦。“做这个工作也是要分手的。”知知说。没有人可以在这种密集的工作节奏中还留出私人空间去谈情说爱。

谈到这份工作的职业前景，知知说，要么是晋升，要么是转行。因为晋升以后加班就不会那么狠了，不过那也很可能是等到三十七八岁以后。而大多数人都是要离开的，因为领导的岗位本来就很少。对于女生来说尤其如此，越往上走女生越难。

因为大多数的领导都是男性，职务高了以后应酬就多了，但对女生来说，抽烟喝酒，大半夜和一堆男人唱KTV，都是很难的事。也有许多女生加班太多导致流产，做这一行流产率是非常高的。

谈到辞职后的变化，知知说，自己心态变得平和了，对待朋友也更有耐心。现在她和朋友在筹备一个采访类的视频节目，希望向大家展现生活方式的更多可能。她也在准备出国继续深造，“更新一下自己的朋友圈”。但谈到中国劳动者的待遇在未来会不会有提升，她没有信心。

资本家的钱，肯定不好赚

程程原本非常热爱记者这一行。刚上大学时他还不在新闻专业，但后来为了当记者特地跑去学了新闻。几年前毕业，履历很好的他顺利来到一家过去颇有锋芒的报社单位工作。然而工作的经历却慢慢消磨了他的热情。

首先是体制内工作常见的问题，老员工爱摆资历，日常性划水，结果把很多任务都推给了年轻人，不划水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就变得很大。

很多时候年轻记者还要被动帮老员工填坑。比如一个工作完成的正常时间可能是两周或三周，因为报纸是有档期的，到那个时候就必须出稿子，但到时间了就发现某个老员工稿子并没有做出来。报纸又不能开天窗，只能找年轻记者赶紧写一篇稿子把版填上。这种事情做多了，就让程程觉得非常厌倦。

其次是改不掉的官僚主义毛病，效率低，员工提建议一次又一次，但每次还是老样子，没有得到解决。程程印象很深的是记者灾害报道时的人身保险问题。记者平常需要报道很多类似洪灾、地震、火灾这样的危险突发事件，按理报社应该统一给记者买保险。但是每次等到报道开始了，还是办公室同事临时想起来，才去问姓名、身份证号，临时买保险。

两年前就有人在提统一买保险，建立专门保险制度这样的建议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制度。“就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机器，任何超出它的计算规则范围的东西，都会让这个机器卡壳，它就没有办法做到。”程程说。

再来就是能让自己产生满足感、成就感的工作越来越少了。程程确实是因为这份工作带来的意义感才坚持下来的，但是现在这种意义感越来越薄弱，因为限制越来越大。越来越多的选题是自己并不感兴趣的，甚至是自己有些反感的，但如果领导指派，也必须要完成。

每天处在这些令人怄气的状态当中，对身心的影响也比程程自己预料的大。“我们部门已经有好几个抑郁症了，就是到了完全无法工作的状态。”程程说。

这些问题大概是程程最不能忍受的。除此以外，记者行业的日常吐槽，比如工资待遇不高，作息时间不规律，程程也有提到，这也是许多同事转行去互联网做公关的原因。因为一转行，工资就翻两三倍。

程程觉得，有时候走出去，到社会上听听大众的声音，还是感到大家挺认可记者的。但一回到报社，想想报社给的收入，就觉得记者不太受重视。

程程说：“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奋斗逼，可我还是觉得，如果一个工作真的让你痛苦，那就不要做了，去换一个工作。可是吧，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。但摸鱼的话，如果你不在体制内，真的能摸鱼吗？资本家的钱肯定不好赚的。”

自由职业并非捷径

银松是访谈者中对未来最有信心的一位，他从事独立商业摄影已经五年。对银松来说，自由职业自主性强，不用受公司里上下级关系的束缚，无需挤地铁上下班打卡，而且能够确保拍摄内容也有许多是自己感兴趣的，因而对工作满意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银松现在的月收入也基本在两万块以上。以长沙的消费水平来说，这足以让银松过上惬意的独居生活。

但在他看来，自由职业这条路并不好走，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。

（图片来源：pixabay）

银松最早的一台相机是自己初二时父亲的一位朋友送的。从那时起他就把摄影当作自己的最大爱好。大学时他逃课在宿舍自学相关技术和鉴赏作品，毕业的间隔年他带着相机去旅行。最终在出国深造和自由职业之间，银松还是选择了后者。

首先要迈过家里那道槛。银松的父亲是公务员，老家的传统认知也是毕业后只有到单位上班，这才是正道。但在银松的坚持下，父母最后同意他的想法，给了他一笔“天使投资”让他购买摄影器材。

头一年初入行业，也没有前辈提携，银松只能靠自己找客户。最初，他就在一家创新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和空间摄影，以此换取基本食宿。在这里，银松积累了最初的技术、作品和人脉。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，他渐渐有了第一批客户。

第二年工作进入上升期，银松逐渐进入到忙碌的状态。自由职业并不意味着闲散，现在银松每周的工作时间，除去通勤在50~60个小时左右，包括现场拍摄和后期制作。“因为活动现场要扛着各种设备灵活走位，所以这也是一门体力活。”银松说。

由于活动照片对即时性的要求较高，工作又很饱和，加班加点使得银松的三餐和作息经常不规律。在一次熬夜后，银松继续次日的全天拍摄，早午饭也来不及吃，晚上拍摄途中突然头晕心慌，求生欲强烈的他当即去医院看急诊，所幸检查结果无大碍。但银松认为这是身体的警告。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超负荷工作，对身体的损耗太大，年纪再大一些也是要另谋出路的。

今年疫情期间，因为公众活动纷纷取消，银松的工作量骤减，收入基本为零。在最严重的时候，银松甚至一度想过去海外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区找工作。即便现在当地商业基本恢复，他仍然觉得自由职业不是长久之计。年初他和朋友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，打算从一线转向管理和培训工作。我问银松：“你做了创业老板，有没有想过具体怎么做去保证你和员工之间的平等，让他们不变成社畜？”银松说：“我不想被叫老板，很反感上下级关系。进来的人要么是同样成熟的独立摄影师、要么是想成为摄影师的学员。只要分配机制合理、招人严格把关、沟通开诚布公，这里就没有剥削。”

年轻人如“陀螺”般掉入企业“黑心化”和收入窄化的坑

结束这次访谈，我们感到年轻人中间所弥漫的丧的情绪并不是没有缘由的。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着今天丰富的物质世界，完全有理由去要求一个舒适的生活，但是恶劣的用工环境又让他们产生极大的被剥夺感，认为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但他们也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积极寻找办法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，只是办法未必奏效。

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采用的“脱畜”办法往往是个人化的，比如离开现有的环境：跳槽、转行或出国，一边提高自己的能力。但就像程程说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换一个选择。

即便脱离了过去的苦海，我们所抛弃的旧环境本身并没有得到改善，仍然源源不断地有新的年轻人进入，继续承受痛苦。而在我们向往的新环境里，情况未必会好很多。就像小熊希望可以进入体制内工作，但身在国企的阿匙却想过去血汗工厂，在体制内的程程也越来越无法忍受。而阿匙认为光鲜亮丽的金融类工作，却一度让知知感到崩溃。

（年轻人想到的“脱畜”办法往往是个人化的，但除此之外，还可以怎么做？